二零二六年元旦，我匆匆忙忙從日本回到中國黔省一個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知道的小縣城。這是我的故鄉，但卻是我極少回來的地方。哪怕我現在每年大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中國境內，可我還是會選擇在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因為回到這樣的小縣城會有種陷入泥沼的感覺，因為小縣城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從踏入這個縣城開始就能呼吸到瀰漫在空氣裡的腐朽味道。
這座小縣城在我的印象裡大概沒有繁榮過，哪怕是2010年前後的中國經濟騰飛期，這裡也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地方。我記得「縣城婆羅門」這個概念在2023年左右開始流行起來，因為此時有越來越的年輕人被迫回到他們出發的縣城，可他們發現他們即便被大城市淘汰之後也沒有辦法在故鄉找到維生的辦法。因為故鄉從來沒有發展過，所以唯一可以讓大家稍微活得體面的工作無非是政府公務員或國有企業員工，而這兩大類職業早早就被「縣城婆羅門」們所壟斷。因此失去機會的年輕人只能選擇「躺平」，於是這個腐朽的小縣城就變得越來越「尸臭味」十足。
黑暗是粘稠的，像大興安嶺深處化不開的松焦油，一點一滴地把人裹挾進去。
陸向陽踡縮在沈重而粗糙的棉被裡，雙手死死地攪在一起。這間廢棄的倉庫房間原本是存放霉變麻袋的，空氣裡瀰漫著一股子陳年腐朽的霉味，混雜著北方地窖特有的陰冷潮氣。儘管高小林在被帶走前瘋了似的往這兒塞了厚墊子，還搬來了一個巨大的火盆，但那火盆裡的炭火此刻已燃到了盡頭，只剩下一點幽幽的暗紅，像一隻疲憊的眼。
「紅袖箍」們帶走了所有的火源。那個上海出身的黃阿賢，縮在人群後頭，用那種黏糊糊的滬語腔調說：「陸同志是接受審查，又不是來做客，點什麼燈呀？黑一點，才好反省靈魂深處的骯髒。」
於是，陸向陽被徹底拋進了這片死寂。
臘月二十九的黃昏，大興安嶺的殘陽像是一抹乾涸的血，冷冷地掛在落葉松的梢頭。
高小林領著陸向陽回到場部集體宿舍時，兩個人身上除了幾枝乾枯的紅松枝，連根兔毛都沒見著。這副「空手而歸」的模樣，在剛收工、正聚在宿舍裡等著開飯的漢子們眼裡，簡直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笑料。
「喲，這不是咱場部的『雙傑』嗎？」趙剛強正蹲在門口刷著那個黑黢黢的搪瓷缸子，一見兩人進門，那口山東大嗓門立刻震得屋頂的積雪彷彿都要落下來，「小林子，你這大話使喚得響亮，說是帶向陽去開葷，合著是去山裡喝西北風了？」
一九七二年的大興安嶺，冬雪比往年落得更厚一些。
天剛蒙蒙亮，瓦藍色的天空還掛著殘星，林場四周的群山像是一頭頭披著銀甲的巨獸，沈睡在無邊無際的靜謐中。寒風捲著細碎的雪花，在枯黃的樺木林間穿梭，發出如同老人咳嗽般的「沙沙」聲。那厚實的雪層下，枯枝敗葉正在腐爛，散發出一種原始而腐朽的氣息，與冷冽的空氣混合在一起，這便是冬日林場最真實的味道。
然而，這種寂靜很快就被打破了。場部的大喇叭裡準時播放起雄壯的進行曲，炊煙從一排排木刻楞房的煙囪裡裊裊升起。那是屬於開工的煙火氣，也是冬歇期生產高潮最亢奮的信號。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在大興安嶺是帶著一股子野性降臨的。
當黑龍江上的冰層發出如同炮鳴般的巨大崩裂聲時，整片原始森林彷彿從長久的冬眠中猛然驚醒。積雪不再是覆蓋一切的白布，而是化作了無數條細碎、奔騰的溪流，順著山勢沖刷著黑褐色的泥土。紅松、樟子松的針葉在春風中換上了深沉的新綠，白樺樹則像是剛剛沐浴過的少女，挺拔的樹幹顯得愈發潔白耀眼。
然而，這生機盎然的氣象背後，卻隱藏著一股耳的不和諧音符。
隨著大興安嶺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暴雪降臨，陸向陽的學徒生涯也隨著封山暫時告一段落。
此時的場部，氣溫早已跌破了零下三十度，有時候甚至能直逼零下四十度。外面的積雪動不動就沒過了膝蓋，放眼望去，天地間白茫茫的一片，除了幾根孤零零的煙囪還在冒著黑煙，幾乎看不見活物。整個林場陷入了徹底的「貓冬」階段，大興安嶺像是進入了冬眠，連風都帶著一股子凍結一切的肅殺。
集體宿舍裡，幾十個單身漢除了吃飯和上廁所，基本不出門了。屋子裡熱氣騰騰，混合著汗臭味、旱煙味和腳丫子味，卻有一種讓人心安的混亂。
一九七一年的中國，像是一台在極限邊緣瘋狂運轉的機器，齒輪間摩擦出刺耳的尖叫與灼人的火星。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神州大地上，紅色的旗海與喧囂的口號遮蔽了天空。社會原本的肌理被無情地撕裂，法律與道德的紅線在群眾的狂熱中變得模糊不清。街頭巷尾，大字報層層疊疊，像是不會癒合的傷口，記錄著一個時代的混亂與失序。
在那個如火如荼的夏天，狂熱不僅是一種情緒，更是一種類似宗教的義務。年輕人們高喊著扎根邊疆的口號，背起行囊，試圖用汗水去澆灌那些地圖上遙遠而陌生的名字。然而，在那些激昂的鼓點背後，隱藏著的是無數家庭的破碎與個人命運的流轉。有人在瘋狂中尋求上升的台階，有人在恐懼中縮減自己的存在感，而更多的人，則像是一粒粒被時代洪流捲起的沙塵，被拋向不可知的遠方。
南方六月的陽光，穿過層疊的枝葉，細碎地灑在山徑的青石板上。那光並不灼人，反而帶著一種溫潤的潮氣，撲在臉上，像是被某種柔軟的生物舔舐過一般。
我叫郭毅。三天前，我才剛從那場名為「高考」的修羅場中殺出來。最後一科考卷上交的瞬間，我感覺自己像是一隻斷了線的紙鳶，終於不用再順著風向掙扎，而是能隨意墜落，墜入這片我嚮往已久的深山綠意中。
這座山位於省界的邊陲，雖然不算什麼名勝古蹟，但也並非完全的原始荒林。沿途偶爾能看到被野草覆蓋了一半的石階，或是前人留下的紅色噴漆路標。據說山頂有一處觀景台可以遠眺三省交界，我便憑著一股子少年人的衝勁，揹著簡易的雙肩包，一個人闖了進來。
那年我已經老了。在曼哈頓午後燥熱的陽光下，在人群喧囂的街道轉角，我突然意識到這一點。
那是二零二三年的暑期，紐約正深陷在一場無止盡的、黏稠的熱浪之中。空氣裡混合著地鐵通風口排出的廢氣、路邊熱狗攤的酸菜味，以及那種只有在大雨將至前才會有的、帶著金屬質感的乾渴。我站在百老匯大道與王子街的交匯處，看著那些黃色的計程車像一群焦慮的甲蟲，在鋼鐵森林的縫隙中穿梭、鳴笛，心底湧起一種近乎疼痛的慶幸。
三年前，當我們被隔絕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時，我曾以為這座城市將永遠成為記憶中的一座孤島。那時我在南方的潮濕中等待，看著新聞裡那些空蕩蕩的街道、冷藏車和沉寂的霓虹燈，心想這輩子或許再也無法踏上這片土地。然而此刻，我就站在這裡。我能感覺到腳下柏油路面被曬得發軟，感覺到汗水沿著脊椎緩慢滑落，感覺到那種失而復得的激動在血管裡橫衝直撞，像是一場遲到的、聲勢浩大的海嘯。
一九九七年的八月，南方的烈日像是要把整座大山烤出油來。
這是一種極具侵略性的熱。空氣不再是透明的介質，而變成了某種黏稠、滾燙且充滿氣味的流體。乾草在脫水的邊緣發出焦苦味，牲畜棚圈裡積壓的糞肥在發酵後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腥臊，再加上漫山遍野、永無止境的蟬鳴，共同構成了這個位於省境邊緣、貧困縣深處的小山村。
「雙搶」的餘威尚未散去，田野間隨處可見彎腰勞作的身影。那些農民的皮膚被曬得像老樟樹皮一樣黑紅粗糙，汗水在脊樑上匯聚成溝壑，最終滴落在開裂的紅土地裡。在這個被時間遺忘的角落，生存的邏輯粗獷而單一：勞作、流汗、吞嚥、睡眠。
萬寶縣安靜地趴在南方內陸的腹地上，像一頭在泥潭裡掙扎了半個世紀、如今終於耗盡體力準備斷氣的老獸。
這是一個標準的農業縣，閉塞且落後。走在縣城唯一的主幹道上，你會產生一種時空錯亂的幻覺。兩旁的建築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產物，牆皮脫落得像癩痢頭，裸露著灰暗的磚石。那些所謂的「新世紀建築」，也不過是把廉價的藍色玻璃幕牆貼在土氣的結構上，在陰天裡透出一種不倫不類的貧瘠感。這些建築物像是某種拙劣的仿製品，試圖模仿現代化的輪廓，卻因為缺乏底氣而顯得搖搖欲墜，倒映在路邊積水的倒影中，扭曲得像是一場未完成的噩夢。
這座位於南方的山城叫做錫城，名字聽起來硬朗，實際上卻像一塊在烈日下曝曬太久、正逐漸風化酥脆的陳年老磚。
2024年的夏天，熱得讓人絕望。空氣稠密得像凝固的膠水，黏在人的肺葉裡，每呼吸一口都帶著柏油路熔化的腥味。沈嘉文撐著一把黑色的抗UV遮陽傘，走在空無一人的中山路上。這條路在九十年代曾是全市最繁華的地段，因為附近的錫礦資源豐富，當年的礦主們開著鋥亮的桑塔納在這裡揮金如土。
但那已經是上個世紀的傳說了。隨著2000年初礦脈枯竭，錫城就像一個被吸乾了骨髓的老人，迅速塌陷下去。眼前的街道兩旁，盡是些灰撲撲的三、四層家屬樓，牆面上的石灰大片脫落，露出內裡紅黑相間的磚頭，像是一道道癒合不了的傷口。轉角處甚至還能看到六十年代留下的紅磚水塔，頂部長滿了頑強的枯肏，在熱浪的扭曲中顯出一種荒誕的頹敗感。
二〇二六年一月初的習志野市，空氣中凝結著一種近乎透明的清冷，像是一層薄而脆的冰殼，覆蓋在整片京成大久保站附近的安靜住宅區上。昨夜或許是下過一場微不足道的細雪，路旁的灌木叢尖端還殘留著星星點點的白，像是不知名的銀色飛蟲在黎明時分集體凍斃。
高橋義弘推開家門時，清晨的空氣如冷水般潑在他臉上，令他那雙因長期對著電子設備而充血的眼球隱隱作痛。習志野的街道總是如此，整齊得近乎乏味，淺灰色的電線桿與低矮的石牆交織成一片沉默的網。這個星期六的早晨，城市尚未完全從元旦假期的餘韻中甦醒，唯有幾隻盤旋在津田沼方向的烏鴉，發出沙啞而淒厲的叫聲，撕裂了這份虛假的安寧。
「爸爸，快點，要遲到了。」
南山縣連綿數日的冬雨終於停了。
2026年1月的這個清晨，久違的陽光穿透了主臥室那道有些褪色的深藍色遮光窗簾，化作一縷縷細碎的金斑，懶洋洋地灑在凌亂不堪的大床上。房間裡的空調發出輕微而持續的嗡鳴聲，正賣力地吐出熱氣，將室溫維持在一個讓人酥軟的熱度。
這間屋子裡還殘留著昨晚激戰後的餘味——那是一種濃郁的、甚至有些刺鼻的男性荷爾蒙氣息，混合著汗水、石化產品味道的廉價潤滑油，以及那股揮之不去的、屬於陳建國身上的菸草味。床單早已皺成了海浪的形狀，枕頭被隨意地踢到了地板上，床頭櫃上那個空掉的潤滑油瓶子翻倒在那兒，幾滴晶瑩的液體正順著邊緣緩緩滴落。
2005年7月，我從滬市回到了這裡。
火車從燈火輝煌的東方之都出發，經過十六個小時的顛簸，鐵軌兩側的摩天大樓逐漸變成了低矮的平房，最後乾脆成了漫無邊際的黃土地與灰撲撲的瓦片。當我拖著那個裝滿了村上春樹小說和廉價CD的皮箱，踏上這座縣城火車站的站台時，一股混雜著煤煙味、排泄物和腐爛菜葉的氣息撲面而來。
這裡叫南山縣。名字起得有些詩意，實則是一個被時間遺忘的死角。
2026年1月的深夜，南方內陸的雨水總是帶著一種刺骨的濕冷，像是一層洗不掉的黏稠薄膜，緊緊貼在皮膚上。這個位於省界邊緣的小縣城，經濟停滯在十年前的殘影裡，除了幾家連鎖超市和零星的工廠，夜晚安靜得落針可聞。
凌晨一點，一輛灰塵滿布的黑色大眾轎車——這種在縣城隨處可見、毫不起眼的神車——緩緩駛入了「錦繡家園」的地下停車場。
這個小區始建於2005年，曾是縣裡最早的「豪宅」，如今卻已顯出老態。地下停車場的燈光昏暗且閃爍，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酸臭的水垢味和潮濕的霉味，天花板上的管道偶爾滴下幾滴不明液體，落在水泥地上發出清脆的撞擊聲。
東京的冬夜有一種乾枯的質感，像是被抽乾了水分的標本。
我坐在這間不足二十平米的單身公寓裡，檯燈的燈泡或許快要壞了，發出一種病態的、昏黃的光，把我的影子斜斜地投射在牆壁上，像是一個扭曲的問號。筆記本電腦屏幕是房間裡唯一的冷色調，白得刺眼，光線打在我的臉上，讓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醫院太平間裡等待認領的無名氏。
手邊的煙灰缸已經堆滿了，最上面那根還沒熄滅，一縷細細的青煙在半空中打著旋。咖啡已經徹底涼了，表面浮著一層薄薄的油膜，苦澀的味道在舌根底下發酵。
大興安嶺的春天不是悄悄來的，是像個粗魯的漢子，硬生生把蓋在山脊上的白被子給掀開的。
我手裡攥著那本沉甸甸、帶著墨香味的糧油本，手指因為用力而顯得有些發白。那薄薄的紙頁對我來說，比這山裡的百年紅松還要沉。陽光不再是冬日裡那種乾冷且刺眼的白，而是帶了一層稠糊糊的金黃，灑在身上竟有了些許燙人的暖意。山坡上的殘雪在正午的太陽底下化成了細小的溪流，順著山溝「嘩啦啦」地往下淌，聲音清脆得像是在給人鼓掌。那些被冰封了整整一個冬天的枯草，這會兒正拚命地從黑土地裡往外鑽，尖端透著一股子嫩得能掐出水來的綠，像極了這片林子裡按捺不住的生命力。
我回頭看了一眼林場辦公室那排紅磚房，在蔚藍如洗的天空映襯下，那磚色紅得耀眼，紅得驚心動魄。那裡曾是我最恐懼的權力中心，是我作為「黑戶」時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地，而如今，它卻成了我名正言順的庇護所。
二月底的大興安嶺，遠沒到春回大地的時候。山嶺間的雪雖然不再像臘月裡那樣鋪天蓋地地往下砸，但風卻變得比刀子還要尖、還要硬。那是從西伯利亞一路橫衝直撞過來的白毛風，夾雜著細碎的冰渣子，在密密匝匝的松林間發出如鬼哭狼嚎般的哨音。此時的林海是一片肅殺的灰黑色，參天的落葉松掉光了針葉，乾枯的枝椏直指陰沉沉的天空，像是一隻隻從凍土裡伸出來的、乾枯而猙獰的手。積雪在風的吹拂下，有的地方被捲得露出了凍得發黑的腐葉土，有的地方則堆成了一道道能沒過人腰的雪壠，這片土地正處在一種將醒未醒的莽荒狀態，直白、殘酷，且不帶一絲溫情。
在這種能把人骨髓都凍成冰渣的天氣裡，生存是唯一的真理。
1967年的除夕，大興安嶺的雪下得像是要把整個人間都給埋嘍。
這地界兒叫清溝子，名字聽著亮堂，實則是一片吃人的老林子。大哥常大山和小弟（我習慣喚他二哥）常小峰的這座小木屋，就紮在進山的唯一一條羊腸小道邊上，背靠著長滿紅松和落葉松的陡坡，前頭是一眼望不到頭的荒原。這地方偏僻得連麻雀都不願意多扇兩下翅膀，唯獨剩下北風，整宿整宿地在林梢上像老戲台上的武生一樣吼個不停，帶著一股子要把房頂掀掉的狠勁。
為了防著冬日裡那些餓得發瘋的「老排長」（狼），大哥在入冬前就把院牆又加高了一截。那些半尺粗的圓木樁子被削得尖尖的，深深地扎進凍土裡，頂端還纏了一圈又一圈帶著倒鉤的鐵籬笆，在清冷的月光下閃著寒光，看一眼都覺得扎眼。院牆外頭，是大哥領著二哥挖的一圈壕溝，又深又寬，溝底還埋了削尖的木樁。這陣仗，別說是狼，甚至是老黑瞎子撞上來，也得被捅出幾個血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