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安嶺的春天不是悄悄來的，是像個粗魯的漢子，硬生生把蓋在山脊上的白被子給掀開的。
我手裡攥著那本沉甸甸、帶著墨香味的糧油本，手指因為用力而顯得有些發白。那薄薄的紙頁對我來說，比這山裡的百年紅松還要沉。陽光不再是冬日裡那種乾冷且刺眼的白，而是帶了一層稠糊糊的金黃，灑在身上竟有了些許燙人的暖意。山坡上的殘雪在正午的太陽底下化成了細小的溪流，順著山溝「嘩啦啦」地往下淌，聲音清脆得像是在給人鼓掌。那些被冰封了整整一個冬天的枯草，這會兒正拚命地從黑土地裡往外鑽，尖端透著一股子嫩得能掐出水來的綠，像極了這片林子裡按捺不住的生命力。
我回頭看了一眼林場辦公室那排紅磚房，在蔚藍如洗的天空映襯下，那磚色紅得耀眼，紅得驚心動魄。那裡曾是我最恐懼的權力中心，是我作為「黑戶」時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地，而如今，它卻成了我名正言順的庇護所。
二月底的大興安嶺，遠沒到春回大地的時候。山嶺間的雪雖然不再像臘月裡那樣鋪天蓋地地往下砸，但風卻變得比刀子還要尖、還要硬。那是從西伯利亞一路橫衝直撞過來的白毛風，夾雜著細碎的冰渣子，在密密匝匝的松林間發出如鬼哭狼嚎般的哨音。此時的林海是一片肅殺的灰黑色，參天的落葉松掉光了針葉，乾枯的枝椏直指陰沉沉的天空，像是一隻隻從凍土裡伸出來的、乾枯而猙獰的手。積雪在風的吹拂下，有的地方被捲得露出了凍得發黑的腐葉土，有的地方則堆成了一道道能沒過人腰的雪壠，這片土地正處在一種將醒未醒的莽荒狀態，直白、殘酷，且不帶一絲溫情。
在這種能把人骨髓都凍成冰渣的天氣裡，生存是唯一的真理。
1967年的除夕，大興安嶺的雪下得像是要把整個人間都給埋嘍。
這地界兒叫清溝子，名字聽著亮堂，實則是一片吃人的老林子。大哥常大山和小弟（我習慣喚他二哥）常小峰的這座小木屋，就紮在進山的唯一一條羊腸小道邊上，背靠著長滿紅松和落葉松的陡坡，前頭是一眼望不到頭的荒原。這地方偏僻得連麻雀都不願意多扇兩下翅膀，唯獨剩下北風，整宿整宿地在林梢上像老戲台上的武生一樣吼個不停，帶著一股子要把房頂掀掉的狠勁。
為了防著冬日裡那些餓得發瘋的「老排長」（狼），大哥在入冬前就把院牆又加高了一截。那些半尺粗的圓木樁子被削得尖尖的，深深地扎進凍土裡，頂端還纏了一圈又一圈帶著倒鉤的鐵籬笆，在清冷的月光下閃著寒光，看一眼都覺得扎眼。院牆外頭，是大哥領著二哥挖的一圈壕溝，又深又寬，溝底還埋了削尖的木樁。這陣仗，別說是狼，甚至是老黑瞎子撞上來，也得被捅出幾個血窟窿。
臘月二十七，天剛蒙蒙亮。
大山哥站在門口，身上裹著那件厚重的老羊皮襖子，腰上繫著牛皮帶，那杆形影不離的獵槍斜挎在肩頭。林子裡的清晨冷得能把人的眼淚凍成冰碴子，他呼出的白氣像是一團團沈重的雲，在寒風中散不開。
「向陽，你在屋裡老實待著，莫亂跑。」大山哥一邊紮緊護腿，一邊瓮聲有用地叮囑，那股子東北大嗓門震得屋頂的積雪都撲簌撲簌往下降，「這兩天雪厚，要是迷了道，老林子裡的瞎子（黑熊）可不認人。」
我裹著厚厚的棉襖，站在門檻後頭，鼻子凍得通紅，悶聲應道：「大哥，我曉得了嘞，你一路上莫要著急，平安回來就好。」我的湖南口音在這一片大碴子味裡顯得又輕又軟，像是一根落在雪地裡的羽毛。
那一年，天是血紅色的，火也是血紅色的。
1966年的北京，長安街上的人浪就像滾開的熱粥，沸騰得讓人喘不過氣。我站在那漫無邊際的綠色海洋裡，胸前別著閃亮的領袖像章，胳膊上套著鮮紅的袖章，手裡緊緊攥著那本紅語錄。那時候，我剛從湖南湘潭的一所高中畢業，正是覺得「唯楚有材，於斯為盛」的年紀，渾身熱血沸騰，覺得自己就是這世界的救主，正參與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事業。我們在火車站瘋狂地擠上火車，那是不要錢的旅行，那是被領袖親自點燃的「大串聯」。火車廂裡塞滿了汗臭味、乾糧味和一種近乎癲狂的熱誠，大家唱著語錄歌，口號聲震得車頂彷彿都要塌下來。那時候的我，真心覺得自己正走在一條通往理想天國的金光大道上，腳下的路延伸向無限光明的未來。
可這熱誠走著走著，就變了味。